也许就在一朝一夕间，人们形成了关于一个城市的主观印象。暴雨的体验或许要盖过所有的“北京印象”。同样的道理，从瑞典回来的朋友却记住了斯德哥尔摩突降大雪让铁路无法运输，在一个乡间小站立刻转移到免费送抵目的地的大巴，这个经历自然得就好像他原本是要在那个小站换乘一样

　　北京的多年抗旱经验始料不及这一次“洪灾”多少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大雨来的时候，交通堵塞了，公安局出动了，交管局出动了，水利的、气象的也都出动了，但是联动不够。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朱炎这么形容当时的状况：“这样的短时间突发事件不像以前SARS那样周期比较长，暴雨来了等你联络完，两小时该堵的地方都已经堵上了。”

　　城市以往趾高气扬的样子成了一幅糟糕的体验。出租汽车上，北京的“智能交通”给每一辆都配上了全球定位系统—GPS，但大雨来的时候广播媒体、口耳相传却成了交通的神经中枢里最主要的智能。

　　对于一个“数字城市”来说，应急联动系统就在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华深惠正公司副总裁胡武凯告诉记者，“真正的应急联动系统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有时甚至比电子政务工程还昂贵。”

　　然而应急联动仅仅是数字城市的一部分。按照数字城市的一些构想，它至少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智能大厦、智能交通、城市规划等诸多内容。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数字城市框架，这个众说纷纭的庞大叙事更重要的是看到它的生态圈和目标。城市政府需要效率和政绩、企业需要利益驱动、公众需要安全保障和情感体验，城市的数字面目就在三者的不断拉扯中渐次形成。

　　因此一个清晰的目标此时显得更弥足珍贵。

　　目标：取悦“客户”

　　7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公共服务高峰论坛”几乎是迄今为止中国在电子政务领域举行的级别最高的国际化会议，它由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发起，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瑞典等国的官员和专家们把焦点集中到了“公共服务”。

　　当“大城市都大同小异”的论调让人们把越来越多的“黄金周”都花在了自然景区上而不是那些大都市时，意味着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同质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芸芸众城除了希望吸引眼球，还希望满足市民对城市诸如舒适化这样的需求。这样的城市如何“经营”？新加坡财务部主管电子政务分部的部长Chung Mui Ken(此前为新加坡信息通信发展局政府首席信息官)给了我们答案，“取悦客户、连接公民”—这一理念让新加坡成为了我们数字城市的样板。

　　我们来看看这个“公司”是如何取悦“客户”的。“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在eCitizen这个门户网站上体现出来了—自1999年5月正式推出到今年7月刚完成的第二次改建， 这个门户中已经包含了1600多项供市民获取政府电子服务的捷径，而服务流程一直在不断地被简化，同时，政府也通过保障在线事务处理的安全性、数据隐私保护等方式去“获得客户的信赖”，所有政府电子服务在今年5月之前都已经获得了全国性的信任标志“TrustSg”。

　　为了“挖掘客户”，中介机构的“eCitizen扶助计划”、国家IT教育、PC普及计划正在不断扩大“客户群体”。“在新加坡，人们可以把旧的电脑捐赠出来，捐给社区、老人院，我们的员工教他们如何使用。”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现任大中华区总经理洪月霞(Janet Ang)曾是IBM新加坡公司董事总经理，她对此颇有感触。“旧电脑非常便宜，我们这样的IT公司可以回收并捐赠旧的电脑，帮助政府实施这些社区计划。”

　　政府：效率提高的挑战

　　数字城市无非就是城市的信息化。信息或者知识、智慧、决策都以数字为媒介传递着，数字变成了城市的神经。

　　这样一来，脑在哪儿？自然是政府。在数字城市还未成型之时，政府也一直是数字城市的推动者，而带着提高效率和公众服务双重目的的电子政务也必定是数字城市的先行者。那么，政府关于电子政务的远景是什么？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又是怎样反映和实现这个远景的？

　　默门顿研究集团(Momentum Research Group，简称MRG)在过去6年中一直专注于互联网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今年，默门顿的一份题为《网络影响2004：从联网到生产率》的报告通过对欧洲8国的调查揭示了政府建设电子政务的目的：“电子政务计划的最主要目标是提高服务效率”—“加快运营速度和提高公众满意度是最常见的目标，大约有79%的受访者提到了这两点”。

　　国情不同、公民对政府诉求也不尽相同的8国政府部门有着惊人的一致。“一寸光阴一寸金”，政府对于办事效率的关注程度已经逐渐超越了节约成本的考虑。不只在欧洲，这是全球的普遍现象。

　　7月1日伴随中国《行政许可法》实施而成立的天津市南开区行政许可中心在全国首创“超时默许”服务机制，可以称得上电子政务在服务型政府的一项最新应用。“超时默许”规定， 如果行政许可的前置审批部门在规定的时限内，既不批准也不批驳，电脑就会自动生成打印盖有该部门红印的批准文件—这样的IT技术机制对行政许可中心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显然是一个刺激。

　　不过，制度改革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跨机构之间的一致与协作？不论有多么好的流程，效率最终可能因为各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而被破坏。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安大略省的经验是采用了强有力的企业CIO模式，”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席战略官Joan McCalla说，“安大略省的中央机构、社区服务、司法、运输、国土/资源、公众服务、经济和商业等部门都集中在一个“企业核心”周围，而类似“企业CIO”的职位则拥有协调这些部门关系的权力。”效率也随之而来。例如，“在线缴税和企业注册只需花费20分钟，而几年前需要6周时间”；“企业和居民可以在几天之内查看新的立法，而不需要等到18个月以后法律正式公布时才能看到”；“房客可以在线提交对租金上涨的投诉、安排听证会和监督投诉处理进度”……

　　连通的城市和社区

　　数字的城市将造就怎样的改变？无形的、虚拟的数字空间可以使人们的活动完全超越具体时空的限制，这成为了城市郊区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基础。另一方面，“新城市主义”也开始以紧凑型社区来取代无序蔓延的郊区模式—网络成了社区与城市连结的通道。

　　一边是自上而下，一边则是自下而上的传递。121条街道，1500多个居委会，35个镇，1100多个村——这是广州市的情况。把这个城市和社区的连通历程描述得如此幽默，几乎每一条工作指导思想编得都像顺口溜一样，恐怕只有广州市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唐望生做得到了。

　　“网络延伸下去，应用环境建起来”是网络基础建设的总体思路，网络从区到街道，向下延伸进入家庭。于是，现在广州家庭拥有电脑比率是73.7%，上网的家庭达到52.5%。网络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这些“神经”是有效的、或者合理的吗？

　　问题并不简单。“居民找街道，办事难办事烦”是个“传统保留项目”。另一条，“条条推广软件，造成基层乱”。唐主任说，“某个区的汇报说省、市一共在该区推广了59个软件，而一个街道也遇到了6个部门推广9个软件的混乱情况。”最后，“条块不结合，造成资源费”。多个不同的系统，每种信息在各个系统上都要重复录入一次，造成人力的浪费；不同的设备装这些冗余的软件，又造成设备资源的浪费。

　　“传统项目”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由唐主任开出改变办事流程和办事窗口的药方，再加上一个“综合业务系统”和为市民提供办事指南的“人性化的社区网站”。后面两个问题则是“互联”添的乱—本是好事，但“机关各部门从自身出发，方便自己采集数据和业务管理而不考虑方便基层和市民。”因此，针对“条条推广软件乱”，广州市开发了“社区综合应用平台”，并制定了广州市强制标准《广州市电子政务系统社区接入规范》。

　　“现在广州市的计划生育就实现了市里到区里、区到街道、街道到居委会的联动，并和民政局的婚姻登记信息能实时共享，上下午各一次，每天交换两次，”唐主任笑道，“一结婚计生委就开始为你提供服务了”。

　　“你的数字城市”

　　城市偏爱IT，那么它的市民呢？事实上，市民感受到的数字城市，正由前面提及的政府、机构乃至企业提供的数字化的服务逐渐演变而清晰。上海市政府曾提出要到2007年初步构建起以“信息资源数字化、信息传输网络化、信息技术应用集约化”为主要标志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这个目标就包含了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上网比例由85%提高到95%，政府公共服务项目网上实现比例由10%提高到90%以上。

　　上海市的进步还体现在了“社保卡”上，它为了方便市民享受政府服务把各类社会保障与市民服务相关信息整合为统一完整的可容纳2000万人的信息系统；同时，每个市民持有一张具有4000个汉字存储容量的IC式社保卡，成为进入信息系统办理20多项公共服务的钥匙。上海市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刘亚东表示，“社保卡的未来计划是进一步扩充系统容量，使服务系统能够覆盖流动人口、农村社保人口和16周岁以下学生，到2005年基本实现人手一卡；并进一步拓展功能，并通过对系统积累数据的实时处理，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同样，2008年北京的“数字奥运”除了IT技术要对奥运比赛本身进行支持，还要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在任何奥运相关场所，都能够安全、方便、快捷、高效地获取可支付得起的、丰富的、多语言智能化的、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它涉及到通信服务、广播电视服务、赛事信息系统、公众综合信息服务等多种服务，而其中包括面向奥运的电子商务平台、智能卡应用、多语言智能信息服务等都已经成为数字北京的主要任务。

　　去年，最有数字城市“味道”的300多台数字信息亭出现在了北京城区。“日点击量最高记录达到了50万次，最低也有20万次，不过信息整合仍不够。”朱炎表示，“以后诸如公交公司线路调整等信息都要及时的表现出来。”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北京冬天冷、夏天热，在大街上摆放信息亭效率不高，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就准备把他们都搬进室内；同时设计避免单个人占用时间太长的操作方式。朱炎对“数字北京”的展望是，这个数字城市里人们也可以生活在虚拟的世界，同时，他们在虚拟世界里还能作为一个好公民、好市民。